《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第610期 作者：蓝志勇
【核心提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高等学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高速发展，许多高校陆续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和学院，扩大招生，培养师资，建设学科，打造学术影响力。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也随着国家行政改革的需要在不断变化。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高等学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高速发展，许多高校陆续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和学院，扩大招生，培养师资，建设学科，打造学术影响力。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也随着国家行政改革的需要在不断变化。
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是重要飞跃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几轮大的行政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党政分工、政企分离、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权力下放（比如地方的土地财政政策、招商引资政策）、财政包干、收支两条线、分税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干部选拔公推比选、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以及最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每一步的努力，都力求给地方、企业和市场减负，理顺国家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步前进，都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成功，同时也是行政放权、减负、政策支持、人事改革和制度改革的综合结果。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对公共管理的研究进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虽然处于中国改革大发展的阶段，但由于学科的幼小和不成熟，并没有更多的担当。研究的重点和精力主要放在关注西方公共管理的沿革和发展历史上，学界努力借鉴国际经验打造和建立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只有少数的学者和不多的文献致力于中国行政改革的研究、危机管理研究和地方政府研究，深度也大多不足。同时，为了回应国际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等主题词也不断出现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议题中。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对国外的学习，并更多地关注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开始在危机管理、人力资源和人才问题研究、绩效管理、电子政务、科技政策、能源政策、农业政策、社会保障研究、非盈利机构研究和公共管理的论文研究等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从学习和消化国际经验到为政策服务的本土化研究，是过去几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飞跃。
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使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而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新长征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构建现代治理体系这一历史性任务，正是公共管理的学科使命。
众所周知，公共管理的英文对应词是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我们过去把它译为行政管理，对应汉语中“行使政治权力”（Processing Political Power）进行管理的意义。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行政管理”一词逐渐有了文秘和后勤管理的内涵。在世纪之交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为了显示与后勤管理的区别，特将译文定名为“公共管理”（英文还是Public Administration）。公共管理的目标是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对内管理政府组织、人员、财务和决策行为，对外以政府组织、政府政策和法规为工具，管理社会。现代的公共管理体系，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治理体系，要求的是一个建立在高效、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以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民主化和透明化的管理和决策形式，对国家和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大规模复杂管理系统。如何在一个从传统走来、正在进行深刻社会转型、面向未来的泱泱大国中，构建一个现代治理体系，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和基层实践的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上“大数据”讨论和国内“新型城镇化”讨论两大思想运动的背景下，农村发展、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家信息战略等就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者亟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先行一步的经验，是中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良好借鉴。但如何掌握好借鉴的尺度，有效学习和创新，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包括整个思想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建功立业
从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到6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政治力量和政治偏好也有了巨大的不同。中国如何以新的姿态，开放胸襟，甄别敌友，友好交往，建立国际友谊和互信，推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和良性互动，是中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加强现代治理能力、融入和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路径。公共管理学在这方面可以作出的贡献是，使用知识广泛的智库，对大型公共政策进行多方位的深度讨论和国际沟通，减少国际交流中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政治思想基础。马克思自认为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唯物辩证法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研究和讨论国家，主张与时俱进，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僵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中的科学精神，虽然也谈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架空和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会阻碍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最大宗旨，时刻不忘党的理想，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推进治理现代化，需要防范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强调任何事情都要对国外亦步亦趋、全盘照搬，而不注重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结合，结果常常是食洋不化，或是搬来的东西水土不服，引发矛盾。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造就中国独特的行为处事方式，操之不当或行为过激，都会引发预想不到的问题，将本可以办好的事情办砸。如何通过渐进而不是激烈的方式推动适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化改革，需要的不仅是理论和模式，还需要智慧、创新、艺术和对国内外情景的全面了解。
开发传统的呼唤并不完全有助于现代价值观和现代治理体系的确立。中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有丰富的思想和智慧。但是，传统上对文化遗产的处理，偏颇一家之言，注重为封建帝王统治服务，而忽视民间民俗的文化。另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缺乏现代的体验，或者说现代的基因不足。因此，仅仅关注传统的开发，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现有的问题。振兴中华的伟大民族梦想，需要现代知识精英在了解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诉求进行提炼。只提开发传统，不提其现代意义上的提升，是南辕北辙、方法不当的努力。克服狭隘传统主义的法宝是加深对现代化精神的体会。
面对十八大提出的历史使命，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新一代中国公共管理学者任重而道远。如何将研究精力集中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培养推动现代公共管理改革和公共治理体系建设的人才，寻求克服传统不足、突破各种掣肘的途径和方法，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深化研究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建功立业的重要契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