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5日 10: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卫星

　　信息和传播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体系和科研机构是从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高校建制中数量庞大甚至可以在规模体量上高居全球榜首。今天面临新兴媒体的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发展，探索学科的发展路径，有必要对学科发展史的知识逻辑进行本土化思考。

　　传播学从何而来？是一种计划方案或理性演绎，还是一种经验积累的演化过程？从历史主义逻辑来看，更愿意把这假设为人类文明机制的生态位问题。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在1866年创立的生态学，旨在研究环境以及生命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在我们的生存环境所在的具体状态中，总是存在着生态环境的变量如时空状况以及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环境总是在一种信息的自变量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因变量选择的互动逻辑中不断变化，从而产生动力性机制和功能性定位的运作方式。换言之，传播和媒介是近代以来建构民族国家的社会秩序甚至观念的技术手段和叙事结构。

　　如果说传播学是人文科学，中国和外国都享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比如古希腊的修辞学、中国儒家的人际伦理学等，都是对当时的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碰撞所引发的思想活动的记录之后形成的象征系统。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引入的传播学概念，直接源于西方近代的社会学传统以及随之衍生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从进步主义时期的芝加哥学派，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共宣传，再到冷战时期的发展传播学——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带有鲜明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并囊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市场管理、信息管理和公共管理等管理学的思维逻辑占据上风。所以，后来有学者把美国式的研究称为“行政学派”。

　　传播学诞生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定位和定义，使得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或者社会的运作流程形成一种监测或建立一种信任，在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的二元统一体当中，演化各种可以调节的观察模式和行为框架。伴随着这种学科的外溢，以及为经济全球化探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问世，传播学的全球推广与被推广不断产生文化交融和文化碰撞，这就不得不提示我们今天再反思传播学的历史发展逻辑究竟有哪些主导趋势。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所有人类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即“社会变革常常是与其他社会接触后的产物，采取的方式要么是模仿，要么是应对”。而在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阶段会产生相应的传播轮廓，传播学叙事包括科技的创新、文化的扩散、观念的推广以及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的国际关系的秩序建构，其中还包括法权观念的建构和物流设施的建设。在层次上可以包括经济、社会、技术和思想，在范围上可以覆盖地方、国家、地区或国际，从而形成一种主导框架或主流叙事。他由此提出四条平行的传播学发展历史脉络，值得作为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参照系。

　　第一个维度是“流动社会”。社会的形成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体和集体相互整合的历史进程，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相互交织。这首先需要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社会传播发展的经济基础，随着统一的国内市场所形成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发展需求，传播与社会的可完善性成为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并逐渐形成超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这一现实是通过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信息流动的加速所引导的，社会转型的背后伴随着社会竞争引发的社会重组。产业形态的信息化使得社会流动的成本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有效加入新的信息交换或信息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全面推广普及的高速交通、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和电商网络已经奠定全球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的物联网基础，由此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时空观念，这种空前的流动社会的活力空间已经为本土传播学的研究奠定新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维度是通过信息沟通来满足个体之间、个体和社会之间相互对话的环境氛围。新的传播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的结合，必然会制作新的信息橱窗和社会景观。当今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手机网民接近八亿，借助“两微一端”的社交媒体所产生的信息交换平台把信息流向在平面上进行扩张，从而产生多层次、多平台、多节点的传播形态，带来文化创意产业的无限拓展，开发出越来越区域化、地方化、行业化、年龄化、性别化、趣味化、主题化的信息产品，丰富当代媒介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第三个维度是围绕着传播的地缘政治的空间谱系。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已经说明全球经济的空间循环是中心和边缘地带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一方面，从19世纪的海底电缆到今天的互联网，技术的垄断和技术的分享究竟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构，演变为国际传播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博弈的主题，能否研发创新技术和制定技术标准成为竞争焦点。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其背后是跨文化传播观念的扩散。

　　第四个维度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对人的行为方式、活动机能、文化涵化的数理观测，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效果研究的发生学，即把控人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学指标，测定可控或不可控的边界条件。今天沸沸扬扬的大数据是通过对信息模块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流程的分析来控制、约束或引导信息源的一种处理模式。大数据管理肯定有助于行政化或商业化的管理逻辑，从而有利于信息把控、效果预测、利益评估和风险控制。

　　由此观之，传播学的研究是基于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物质界面的深层关系的拓展，这会为学术自我反思提供源源不断的线索。传播学的发展逻辑是研究线上线下不同的物质关系和非物质关系的信息过程和互动结构，从社会观念的发育到社会组织的形态，从时空的拓展到人的行为轨迹。如何在本土语境中编织可以观察、检索、验证的事件和数据并进行概念化提炼，如何拓展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和开放性的叙事能力，这是我们的本土传播学研究继续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