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 09: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程业棋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是重要依托之一。古村落分布广泛，欠发达地区尤多。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古建筑及古村落进入保护视野。面对保护难题，通过法律秩序的构建创新，将保护与利用融洽结合起来，以科学保护提升利用的社会效益，以利益的激励机制实现可持续保护，值得探讨。

加强古村落保护专项立法

　　我国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文保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保立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古村落保护领域亦是如此。

　　目前，我国古村落保护的专项立法尚未实现，可以援引的成文法律主要有《文物保护法》（包括《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指导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城乡规划法》的相关内容。在针对对象更具体的法律范围内，只有下位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村庄整治技术规范》等文件。

　　在地方层面而言，部分省级人大曾针对更为宽泛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开展过立法尝试。如，与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相对应，有《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条例》《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河南省公布了古镇古村落名录，立法保护对象具体的有《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福建省古城古村落保护条例（草案）》等。

　　省以下具有立法职能的地方（如设区的市）也曾针对相关文化遗产、古村落、古建等开展立法，如《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黄山市古村落保护利用暂行办法》等。

　　上述法律法规反映出当前对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认知水平。区域性文化富集区域或发达地区对文物保护比较重视，地方性特色突出。相对于整个古村落保护的迫切要求而言，古村落专项立法有待提上日程。

　提高古村落保护意识

　　在当前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加速了古村落的凋敝，原因除了自然因素，还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等因素。少数地方政府官员误读曲解政策，认为“掀翻石板路，修起水泥路，拆了木头青砖老院，盖起钢筋红砖洋房”，就是名村古镇和古村落的发展之路。一些地方，政府强力干预，掀起大拆大建热潮，造成大量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的损坏。

　　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列入保护范围的古村落逐渐增多。在操作层面，目前的基层农村文物保护因为资金有限，常有侧重，有时间顺序。更大规模数量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尚未列入保护范围。由于相关法律制度设置所限，目前古村落保护只能在《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认定保护制度的狭窄范围内寻找空间。单一的文物认定制度造成了“保护性破坏”的困境，而保护又只能以宽泛文物保护制度为参考，故而造成了凋敝加速的局面。

　　《文物保护法》对保护与利用的表述为“十六字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则性的法律规范，确立了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但有一个常识是，目前的古村落保护机制，常常是文保部门单向度展开，缺乏社区居民参与，导致社区居民与古村落保护的疏离，存在保护与利用不协调，古村落保护的社会文化贡献度低等问题。在古村落快速消亡的现状下，改变单向的消极文保思维，介入农村居民的生活，融入利益的引导，实现村民的价值认同，保护的法律意义才能彰显。

资源发现与制度构建

　　对古村落文化经济价值的科学分析，是构建科学保护与利用关系的立足点。将孤立、单向度的财政资金保护行为，转化为社会社区尊重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参与保护，使社区居民生活与古村落发展建立起密切的内在利益一致性关系，力促保护出现内生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将焕发其自身文化尊严的光芒。古村落发展保护衍生出社区居民可持续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崭新的发展机制的法制理念基础。

　　古村落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秉性，衍生出乡愁之旅的强大基础。激活文化旅游资源，“刷亮”古村落文化旅游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精准扶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全域旅游，都使农村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成为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从此角度而言，古村落丰厚的文化资源，如果进一步向具有时代内涵的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建构实现变迁，将会使古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出现经济“溢出”效应，从而使保护工作出现制度化支撑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居民是古村落保护的主角与重要依靠力量，是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是保护与利用有机耦合的内在动力。总结既有的发展经验，打破不合时宜的惯性认识的思维束缚，调整权益制度安排，将会促进古村落焕发新时代的生机。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目前农村发展的重要机遇。发展理念上的巨大政策进步，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为农村发展、古村落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与政策民意的支撑。

　　构建充满活力的产权制度安排。宏观层面，在法制部门指导下，古村落行政村、文化旅游部门、旅游开发公司等主体间，应建立起明晰的权益结构，使旅游资源经营参与者与古村落村民成为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微观层面，发挥古村落社区居民积极性。为此需要调整村规民约，对集体经济利益安排进行法制约束，完善村民利益分享机制的可操作性规定；减少外来力量干预对村庄利益的侵蚀；界定旅游开发公司、古村落、文保、旅游部门的清晰组织关系。

　　与此相适应，还要建立古村落保护利用的专业评估、投资机构，以固定比例的旅游收益，安排古村落保护资金。建立社区古村落保护组织及激励制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在场”意识，使建立在保护基础之上的资源利用成为自觉行为。

　　良好的制度设计，通过经济利益纽带，使古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从而焕发古村落发展的活力。这完全符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