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06日 15: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悠然

　　2月27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研讨会“对话拉古拉姆·G. 拉詹：社群是如何落后于市场与国家的”。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杰出教授、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拉古拉姆·G.拉詹（Raghuram G. Rajan）介绍了他的新书《第三个支柱：社群是如何落后于市场与国家的》（The Third Pillar: 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拉詹提出，国家、市场、社群是支撑社会的“三大支柱”，经济学家已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常忽视了社群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壮大，政府职能扩展，城市区域不断扩大，压缩了远郊和乡村地区空间，令当地居民产生不满情绪。对此，拉詹建议重新思考市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地方社群的扶持和赋权，使“三大支柱”恢复平衡。

　　社群的不可替代性

　　拉詹首先解释了书中“国家”“市场”“社群”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国家”指一国的政治治理结构。就美国而言，主要指联邦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分支。“市场”指推动生产与交换的一切私人部门经济结构，如商品与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社群”指生活在某一地区、同属一个政府管辖、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书中，“社群”主要指生活在较近范围内（如同一个街区、市镇）的群体。

　　在远古时代，部落是国家、市场、社群的集合体，食物生产、物品交换、养育儿童、医治病患、照料老年人等全部活动都在部落内进行，部落首领负责制定和实施本部落的规则，指挥部落成员保卫自己的领地。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国家、市场开始与社群分离，相距遥远的社群之间通过市场进行贸易往来，并由此催生了专业化分工。国家将其内部多个社群的权力和资源汇聚在一起，在其政治边界内推行法律、管控市场、抵御境外进攻。换言之，国家和市场压缩了社群的一部分职能，但社群仍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性是人类的天然倾向，结成群体比“单打独斗”更利于抵御袭击、延续生存。在现代社会，健康的社群同样为其成员构建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且赋予其认同感。社群将个体置于真实的人际网络之中，通过传承习俗、分享故事、举办庆祝和纪念活动向成员灌输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使他们的力量汇集，增加社群整体的福祉并向“掉队者”伸出援手。当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公立学校等正式机制的助力不足时，来自社群的支持变得格外重要。有人认为，在当今信息时代，互联网日益高效便捷地满足着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实体社群的重要性正在减弱。对此，拉詹表示，虽然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以各种不同身份快速与多人建立联系，但这种联系也可能迅速消失，而在现实社群中建立起的联系往往更长久、更深刻、更真切。

　　社群影响年轻人成长

　　在古代以及当代世界某些原住民部族中，社群承担着培育下一代的职责，例如以学徒的形式向其教授生存技能，宣讲社群理念和规范等。在现代成熟的学校教育体系下，社群对教育的支持作用仍不可忽视。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提出，学龄前是塑造儿童对学习的态度及其未来心理健康状况的关键时期，此时家庭和社区的影响远超过正式学校系统。即使是在入学后，家庭和社区环境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能否在学业上投入足够的时间、获取必要的鼓励和辅导以充分把握教育机会。学校与社群之间的连接也很重要。许多教学效果优异的学校充分借助了当地社群的能量，补充校方的人力物力，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校外活动、实习和假期工作机会以及就业咨询。对于家境欠佳的学生而言，社群更是一个关键的辅助力量来源。

　　从经济前景来看，优质社群对青少年的发展也很有益。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哈吉·柴提（Raj Chetty）和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以出生于1980—1988年的美国公民为样本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基于他们2013年的平均工资水平，将其未成年时期居住生活的社区分为“良好社区”和“欠佳社区”，那么跟随父母从“欠佳社区”迁居至“良好社区”的孩子在“良好社区”每居住1年，成年后平均工资增加4%；相反，从“良好社区”迁居至“欠佳社区”的孩子在“欠佳社区”每居住1年，成年后平均工资减少4%。

　　“三大支柱”失衡

　　在拉詹看来，现今欧美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国家、市场、社群之间的失衡。国家和市场的升级常常是相伴进行的，因为市场增长会引发经济波动，国家必须拓宽职能、完善治理以吸收这种波动性，并提供更多“配套服务”。而当国家创造出更大的安全空间时，市场又会“蔓延”至这个空间。在国家和市场并行向前的过程中，社群被落在后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推动了劳动自动化，对外贸易引入了海外竞争，大批曾拥有一份中等收入工作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其家庭遭受了巨大打击。他们所属的社群出现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青少年退学率升高、吸毒和药物滥用增加、犯罪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尚能正常运转的家庭纷纷逃离“有毒”的环境，留下的人则陷入恶性循环。信息技术革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两极分化，少数“明星公司”占据了行业内主导地位甚至横跨多个领域发展，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溢价（wage premium）大幅增长，良好的教育背景对劳动者薪资待遇的影响增大。为了给子女提供优越的生活和教育环境，“成功人士”搬离成员构成复杂、经济差距较大的社区，同时也带走了可用于改善社区环境的资源。负担不起移居成本的家庭则逐渐丧失希望，社群分化和隔离由此形成。“被遗弃”的人群需要从其他渠道找寻归属感并发泄从无力感转化而来的愤怒感，民粹情绪便趁虚而入。

　　拉詹表示，社群发展滞后留下的空白不能用民粹情绪填补，而是应倡导一种“包容性的地方主义”，允许资源适度去中心化，让社群有权选择自身发展建设的重点，同时为社群的自我修复、改良提供相应的资金和制度支持。

    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

　　（本报华盛顿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