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各地纷纷出台应对措施,其中社区(村)防控工作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在各地出台的社区(村)防控工作方案中,“隔离”成为关键词。在隔离的状态下,百姓的生活物资采购和消费状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大家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外出购物和消费,只能通过在社区周边或宅在家里网购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经此一“疫”,以社区作为服务单元的社区经济,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黄金期。
社会经济的起源和内涵
社区经济,一般也称之为“社区商业”,一些观点会加上一个定语而称其为“城市社区经济”。社区经济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由于家庭汽车的普及,新建了城郊发达的高速公路,使得城市居民大量向郊区扩散,由此产生了专门的为郊区新建居住区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服务机构。60年代,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也由于居民的郊区化而出现社区商业服务;70年代,新加坡的社区经济也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
我国在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区”的出现及其住房私有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区经济慢慢呈现出来,一些历史延续下来或自发形成的、小规模的、主要服务于本居住区(社区)居民的实体商业组织慢慢普及,比如小卖部、理发馆、早餐摊位等。客观而言,当时的社区经济仅仅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服务形式。2005年5月,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社区商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国内首部针对社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并未对什么是社区商业进行明确说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社区商业的定义上有比较大的争议。
21世纪初,随着更多现代居住小区的兴建,国内不少大中城市才把发展社区经济提上日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社区经济也日益受到了实业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和数据分析逐渐增多,但大多集中在社区周边商业设施、服务品类和销售数据上,甚少从“社区”和治理的层面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区经济中的“社区”更多包含了社会服务和治理层面的因素。一方面,社区经济既是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属地型商业实体,也是一种承载社区公共生活的空间;另一方面,完善和优质的社区经济服务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促进社区邻里关系,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力地保障社区的持久和谐。
社区经济的类型和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社区经济是零售业态在社区的发展,更是传统零售业除了大型购物中心、集中的区域性商业群的第二条道路。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却看到很多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社区经济活动,无论在老社区还是新建小区中都很普遍,并进而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形成了“换客”(利用网络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物物交换的人)一族。这些行为已经不仅是邻里互助的层面了。除此之外,伴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对商业服务信息的迫切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社区经济活动也不再局限在社区或者小区的范围之内。在现代物流发展的支撑下,社区居民所需要的日常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横跨多个区域甚至城市实现。这些经济活动的地域限制已经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社区经济仍然可以聚焦社区周边。地域的同一性和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更有利于产生社会信任关系,从而保障交易各方的利益。社区经济的实质是“因住而商”,因此以居住地为中心,来划分社区经济活动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归类方法。
社区经济模式按照距离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社区(小区)居民之间的经济活动,这不仅包括了物物交换,也同样存在货币交换的方式,如跳蚤市场形式的旧物交换等;一类是指距离社区(小区)较近的经济服务,并以社区底商为主要组成部分,其度量方式既可以是距离,也可以是时间,如常见的“15分钟购物圈”,或者是所谓的“51015”就近消费(即居民出家门步行5分钟可以到达便利店,10分钟可以到达超市和餐饮店,骑车15分钟可以到达购物中心,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消费);一类是涵盖较广的面向社区的商业服务,包括了传统零售业中大部分服务和无店铺的网络服务方式。
社区经济是城市经济发展空间中一个重要层次,它是相对于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域性商业而言的。社区经济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服务对象明确,地域性强。贴近服务对象是其不同于其他类型商业服务模式的显著特征,因此,连锁经营成为社区经济的重要模式。由于服务对象集中,社区商业企业在经营中更强调客户的忠诚度,也就是“口碑”。
其次是服务突出综合性。社区经济体往往是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服务多功能于一体,具有综合性才能有效地整合信息和物流资源,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从而避免服务的分散化和低水平重复,以最便捷的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多样性需求。
第三是强调服务便利性。由于社区商业设施集中于居住区周边,在距离上不存在问题,因此更强调服务的便利性。也正基于此,社区经济活动往往以经销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一般不经营技术性强、单价高的耐用消费品,交易次数多、交易额度少。此外,社区经济便利性也对住宅价值的提升大有裨益,体现了一个社区的品质。
第四是对安全性要求高。社区经济服务的内容决定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性。由于其提供的是以衣食住行为主的产品和服务,涉及社区邻里、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和安全,一旦出问题绝不是个人消费品的问题,而是公共安全的问题。
社区经济的发展与趋势
国外的社区经济模式主要以社区购物中心和连锁组织为主,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历了多次演变。国外社区购物中心的零售商们联合扩大经营范围,不仅增强对人们“一站式”购物的满足能力,汇聚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业种的专业店、专卖店,还向社区居民提供丰富的服务项目和休闲娱乐项目。在规划和经营方面,国外社区商业的开发都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的,控制和干预程度也有所差别。
目前,国内的社区经济仍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是由开发商从增强社区活力、提升住宅价值的角度发展而来。部分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吸取国外社区经济模式,陆续建设“社区购物中心”等形式的商业综合体。一些中小型城市则更多倾向于对现有的社区周边经济服务组织进行梳理,形成所谓“一刻钟生活圈”,方便百姓了解周边服务。
从社区服务和治理角度看,社区经济不仅是经济组织服务的问题,也是采用经济手段解决社区问题的手段。社区经济根植于社区,通过经济活动让居民对社区建立共识和归属感,从而更愿意对社区投入更多关注并给予自己所能做出的帮助,然后在自主运行的情况下,让社区产生经济上的推动力,进而让社区发展不再受限于政府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经济除了商业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推动和居民的助力,在社区组织的引导下推动本地经济活动的良性发展,最终回馈给社区老百姓更多的福利。
调研也发现,我国社区经济中准公益性服务的占比在逐步增多。福州市邮政局于2008年推出“邮政便民驿站”,首先以邮电业务和公共事业缴费起步,逐步开通了网通、水费、物业、煤气、有线电视、社保、医保、养路费、交通罚款缴费等功能,也随之在全国推广。西安的利安社区电超市在初期主要提供缴费和订票服务,后来逐步扩展到购物、家政、医疗、二手房中介等与百姓生活相关的项目。同时企业也雇佣社区残疾人和4050人员(指处于劳动年龄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的下岗协保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负责电超市的工作,在便利百姓的同时有效地支持了社区发展,取得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尽管如此,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经济仍发展滞后,具体体现在商业设施不足、网点布局不合理、服务功能单一等,难以满足居民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经济发展不完备所导致的服务水平和盈利水平低,也使企业难以获得回报,无法实现规模发展。
此外,由于社区经济开发往往由开发商决策,缺乏资源整合和整体策划,这就造成了建设过程中的监管缺失,导致了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北京为例,社区便利店的发展受到了消费习惯、产业链环境和投资影响,一度发展并不顺利。2019年8月,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便民店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全力推动10项任务,实现北京全市每个社区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市)早点、美容美发、维修、家政等服务网点全覆盖,连锁便利店6400个左右,每百万人拥有的连锁店数量达到300个。这类政策的出台,无疑对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动力。
随着新型社区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与完善,社区经济类组织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不仅是满足百姓生活服务需求的商业机构。一方面,社区经济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范畴,要在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智能化的方向上发展,努力满足百姓对宜居性、便利性、多样性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经济的发展对社区组织的支持效果将会日益明显,参与社会治理也将成为常态。由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的公众监督与政府监督、行业监督将进一步整合,随时随地发现并解决社区经济活动中的矛盾纠纷,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服务方式。
当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胜利的那一刻,当社区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面临突发公共事件的那一刻,当我们回过头认真总结此时社区一线防疫工作重要经验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社区经济在促进本地就业、增强社群信任、保障社会稳定、推动创新发展上都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未来城乡微观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社区经济作为一种既具有传统性特征,同时又代表了现代性的经济发展领域,一定会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获得良好的发展。
全文发表在《资管评论》2020年16/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