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22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陈振铎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是欧洲战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其思想经历了波兰和利兹两个时期。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其后一个时期的研究，使得鲍曼社会学思想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人文主义和社会学家的道义未受到重视。鲍曼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其社会学家道义的践行上，因此，虽其人文主义关怀对象不断变换，但其道义践行始终未曾停息。这或许是其作为一位学者的难能可贵之处。
华沙学派：鲍曼批判思想的起源
鲍曼是犹太人，1925年出生于波兹南，在纳粹占领波兰时期全家曾逃亡苏联，后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军队服役，并在波兰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学习社会学，之后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父亲逃亡以色列。这些对当时的鲍曼影响较大。鲍曼认为这些经历以及加缪《反抗者》和葛兰西《狱中笔记》的影响，奠定了其社会学思想的“非社会学”要素，并促成其将社会学与对社会事实的诠释作为职业目标。
鲍曼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历程始于波兰。鲍曼理论研究维度的确立，得益于被中国学界忽视却被鲍曼不断提及的华沙学派，该学派把龚普洛维奇、雷恩·魏尼亚斯基作为启蒙者。龚普洛维奇在19世纪末便已开始进行“社会群体”、“种族与国家”等研究，与齐美尔同为“冲突论”的早期开拓者。
华沙学派的形成，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作者之一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建立波兰第一个社会学系为标志。兹纳涅茨基作为学派创始人、波兰社会学之父，贡献了人文主义协作和文化主义两大理论。其门生之一，鲍曼的老师、波兰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继承了这两大理论遗产。
正是在上述“社会学”脉络下，鲍曼跳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并对奥索夫斯基的反实证人文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进行了批评性继承。这也标志着他和另两位同门——诺瓦克、萨斯基的分道扬镳以及三个谱系的形成。诺瓦克把波兰社会学引向实证主义和专门社会学的方向；而萨斯基则把社会学导向历史研究方向，把观念史作为毕生研究内容。
20世纪50年代，鲍曼在伦敦经济学院访学时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观察与思考，并形成《英国社会主义运动》（1959）。它与之后的《日常的社会学》（1964）和由这期间一系列讲稿汇成的《社会学式的思考》（1990）相辅相成，构成这一阶段的研究思想。在这一时期，鲍曼仍停留在华沙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的各种群体如何进行冲突或“斗争”作为其理论批判的工具，并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尤其是过去被忽略的劳工等群体，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团结。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的展开
在英国利兹大学工作初期，鲍曼受20世纪60年代西欧思想解放运动影响，对社会主义仍无限憧憬。在《社会主义：有效的乌托邦》（1976）一书中，他把乌托邦作为文化主义的要件展开并将其视为未来社会走向的想象力源泉。在这个阶段，他已经建立起批判社会现实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在《走向批判的社会学》（1976）中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通过把自由理解为心灵的“自然”，提出了把“第二自然”这个从黑格尔开始的具有自觉生成的概念，理解为后天形成的各种非自由机制对人的异化的关键要素。
这时期，他开始讨论“现代的观念”。虽有众多社会学家致力于此，但鲍曼突破了一般社会学家只关注现代性某个要素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局限，并基于他的批判方法论对“现代性”进行了整体的批判，同时还把知识分子的道义作为要素之一。这是他现代性思想的萌芽。
鲍曼对现代性的系统性思考，以20世纪80年代末和90 年代初完成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性》（1991）为基础， 把“现代性”和大屠杀——战后欧洲社会的社会反思结合起来研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他认为是“理性”这个现代社会逻辑，而不是原始的野蛮造成了大屠杀。他把大屠杀背后的种族主义理解为工业化后的现代社会科层制下的“社会工程”，即认为这套精密的现代体制是当时在欧洲社会身份仍模糊的犹太族群遭受暴力的原因。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鲍曼重点研究了犹太人作为局外人的社会境况，并认为这两个要素得以产生作用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思考，还分析了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策略。
他对知识分子角色转变问题的探讨，是以将当代社会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作为批判对象开始的。他在21世纪初的两本著作——《个体化的社会》（2001）、《被围困的社会》（2002）中提出了西方社会是个体化的但却是“被围困的”的判断，延续了他20世纪90年代在《碎片化生活》（1995）、《一而再的孤独：确定性之后的道德》（1996）、《后现代性与不满》（1997）等著作中对西方当代社会事实与问题的批判，即批判西方是固化的、充满了后现代困境。而在提出这些社会论断后，他为之前的知识分子角色在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后应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变这个基本假设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鲍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批判后，在90年代中后期指向消费主义。在《工作、消费、新穷人》（1998）中，他提出了有缺陷的消费者——“新穷人”概念。此后，他在《恐惧之城、希望之城》（2003）、《破坏的生命》（2004）两本著作中把流动的研究范式运用到城市社会学，并通过对都市底层苦难的分析批判了消费主义。
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对社会事实模式的分析以及对消费主义的研究，都成为鲍曼提出“流动”作为后现代社会模式的研究基础。他把“流动”作为反固化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并开创性地把“流动”作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特征。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2000）开篇，就提出了传统“身份认同”已模糊，并把“流动”而不是固化的、结构化的身份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他在《身份认同》（2004）一书中进行了更详尽的补充，而在《流动的生活》（2005）、《流动的恐惧》（2006）以及《流动的时间》（2006）后，最终把“不确定性”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性，并在《流动的现代社会文化》（2011）一书中进行了再次总结。
这些都是他基于对现阶段全球化形势的判断进行的研究，而其对消费主义和流动性的研究，最终导致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参与式研究：全球化。在随后出版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1999）中，“全球性流动等级体系”成为新社会特征。他对全球化持悲观态度，因为他认为消除了社会差异性的全球，带来的是新的不平等——附带损害（2011）。另外，在《流动性的监视》（2012）中，他提出监视已经成为针对全球化问题的消极社会控制方法。他认为尽量避免这种消极意义的方法，除了承认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成为常态外，还需通过个体的再结社把个人问题纳入公共问题、再造多元文化。这在《寻求政治》（1999）和《共同体》（2001）中有较多的论述。
图海纳开创的行动主义社会学思想，在鲍曼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他在晚年开始关心现实政治，在《欧洲：未完成的冒险》（2004）、《我们家门口的局外人》（2016）等著作中，对欧盟、难民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思考。
鲍曼一生著述等身，虽然其围绕着“现代性—后现代性”、“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几个关键问题展开，晚年又回到了人文主义，证明华沙学派的人文主义学术传统对其社会学研究有根本影响。
在社会哲学范畴，鲍曼的贡献不仅在于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到《道德的盲点》（2013）始终在思考道德社会学问题，完成了其思想摇篮的导师们的未竟事业；还在于他针对“后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提出了“流动”与“道义”作为出路的解决办法，完成了涂尔干基于调节秩序的现代社会的“道德社会学”诠释更新。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