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广绪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0月19日06版

　　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海岛调查开始，“人类学”就与“传统”、“异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而“互联网”则暗示急速的变革和令人炫目的科技；若把这两个概念并置，看上去就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但现实情况恰恰证明了这种不协调的合理性。根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90.1%的网民通过手机进行社交、娱乐、购物、支付等。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不断完善，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移动互联网的互嵌性进一步加深。因此，探讨互联网及其与人类生活关系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新热点。

　　人类学作为对人类文化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意义进行阐释的学科，对互联网以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然而，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愈发增强，互联网建构起的虚拟空间同生活中真实交往空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致使传统人类学解释人际交往的理论和方法难以适用于与互联网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为了应对由虚拟环境带来的理论挑战，无论是西方人类学还是国内人类学，都对互联网及由此新技术为依托所形成的新的田野场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性研究，尝试探讨与互联网相关的文化现象，并由此对传统人类学的理论进行调整和改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西方人类学已逐步发展出一套认识互联网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现象的基本理论，并逐渐取得共识。相比之下，虽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惊人，但相关研究进路并不清晰。因此，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中理解互联网、解释互联网生活，应当成为当下中国人类学互联网研究的重要起点。

　　交流和通信是人类活动中较为核心的部分，而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之一，互联网能够比其他通信技术更为迅速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通信，使人们在交往中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同时，连接性、匿名性和去中心性这些移动互联网的鲜明特征开始日益嵌入人们的生活，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显而易见，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技术产品，一种以数码作为基本单位的人工制成品。因此，在技术的意义上，可将互联网理解为人类将交往和沟通化约为二元数字的能力，一种二进制的基准。

　　但如果从人类学对交往的理解来看，作为技术产物的互联网却具备与其他交往媒介相似的文化属性。例如，互联网与货币一样，代表着人类抽象能力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代表了人类交往的新能力。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使人们的交往抽象化，使得跨文化、去地域化沟通成为可能。同时，由于货币促使交换脱离面对面的限制，人们开始更加专注于等价、计算与数量，最终商品化时代得以确立。同样，与货币这种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人类交往的系统类似，互联网借助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码进一步抽象了人们的交往，使得多元化、跨时空交往的信息化时代得以实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关注交往的匿名性、非即时性及信息的可编辑性，海量的信息爆炸性地出现。从人类交往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货币还是互联网，都引发了人类关于社会交往的思考，同时呈现了人类改变世界、增强社会性的图景。

　　对互联网认知的这两种方式，都与人际关系紧密相关。第一种将互联网视为媒介，是人类交往和互动的重要手段。于是，在互联网世界，人际关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表达和互动模式，并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第二种就是将互联网看作一个场域或一种文化，不同人群通过在其中进行互动和交往重新建构出一整套新的“本土化”技术。

　　无论是将互联网看作一种技术还是文化，其作为中国人类学互联网研究的对象和起点都是毋庸置疑的。海因在《虚拟民族志》中提到：“作为分析的起点，把技术的任何特征仅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简单地认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的，这是毫无助益的。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特性是什么的信仰就像阿赞德人对巫术的信仰、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信仰和美国人对免疫系统的理解或其他民族志的主题一样，是可以进行探索的。”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虽然互联网人类学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但其并不缺乏根基，而是根植于传统人类学关于交往的文化研究中的一棵新芽。

　　互联网本身同其他所有的人造物一样，凝结了人的社会关系，而人与互联网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中所展现的人际关系，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交往。互联网体现的是，人类所达致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已经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信息时代。从人际交往的发生论角度看，并不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企图通过互联网来改变社会交往的方式，而这一发生学逻辑正是人类对于“连通性”交往这一需求的基本渴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