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华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0月19日02版
“科技”在当代词汇中是“科学”与“技术”的合成词,其构词的变化蕴涵着“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历史演变——通过三次科技革命,“科学”与“技术”的内涵与外延被一次次“刷新”,传统意义上的分离已演变为一体化的“科技”。然而,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可将“科学”与“技术”等同看待,其既有一致也有差异。特别从伦理维度解读上述关系,对于弄清两者在学理与实践上的异同十分必要。
就一致性而言,首先,科学与技术关涉自然与社会的伦理互维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科学与技术亦是如此。霍克海默指出:“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趋向,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生活之必需。”海德格尔从批判性形上维度揭示了科学中他物的存在,然而,这个他物始终隐而不现;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而“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里海德格尔所说的“他物”或者“座架”蕴涵了自然与社会的互维性。
其次,科学与技术关涉事实与价值的伦理互维性亦即“是其所是”与“应是其所是”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同卢卡奇所说,事实只有在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在“事实”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决定着其“是其所是”的、隐匿着的“是其所应是”的他者。其通过筹划,即通过某种严格的程式性筹划,使科学成了研究。就物理学研究中的每个追问步骤而言,都基于这种筹划。因为只有“在法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的”。不仅如此,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此,“纯”事实抽象之所以可能,是受一定社会的认识目的和价值机制所中介或选择的。
再次,科学与技术关涉真与善的伦理互维性,如同黑格尔从理性—精神—伦理的关系中所揭示的真与善之间的辩证性。他指出,“当理性之确信其自身即是一切实在这一确定性已上升为真理性……理性就成了精神。”精神本身则是伦理现实。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由个体爱好与旨趣的发现与探索活动演变为科学共同体或者社会整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协同行动的空间生产;技术由基于个体技巧与智慧的作坊式的在一定空间中的手工劳作演变为机器大工业的空间本身的生产,再演变为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高技术的全息型社会实体空间生产与虚拟空间生产结合的庞大体系。现代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更触目惊心。一方面,人类借助于现代科技,已经既能够在纳米层次上“成物”,又能通过基因技术“克隆”“成己”;另一方面,这种智慧也蕴涵了“毁物”、“毁己”的隐患。因为以砷化钾等为原料制成的集成电路芯片进入纳米级之后,它的活性更大,毒性也更大,废弃之后对环境将造成严重的破坏;而基因武器可能比已有的其他武器更具杀伤力……在现代科技发展的真与善伦理互维性中充满了应然与实然的交互博弈。
就差异性而言,首先,科学与技术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方面具有相异性。科学显层面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理,寻求自然现象“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律,而其隐层面的目的性即其伦理价值导向——“因何探求”则决定了科学“探求什么”,且“怎么探求”,即合规律性服务于“因何探求”即合目的性。就技术而言,其合目的性即伦理价值导向“因何创造(发明)”处于显层面,始终引领技术“创造(发明)什么”,“怎么创造(发明)”。技术是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觉的能动的行为目的性,是技术的内在实质”。与此同时,技术“创造(发明)什么”,“怎么创造(发明)”也须遵守科学规律,进而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与技术在真与善契合上的殊异性主要表现为,科学在真与善契合上,表现为以真储善,以善求真,进而超越事实与价值二元性;技术则是以善引真,以真达善,进而超越技术发展的“杰文斯悖论”。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承担的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研究”(12BZX078)、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10&ZD07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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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英国发生的，它是一场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代替手工工场的革命，因此，也称之为“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它宣告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首先发生在美国，它以电力、电力机械、内燃机、钢铁冶炼技术和化学工业技术为代表。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当代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正在形成全球规模的人体外的神经系统，它储存、加工、传输信息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这场革命含有五大核心技术：半导体技术、信息传输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数字压缩技术，此外还辅之以现代生物技术、纳米制造技术和能源技术等。这场信息革命促使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参见陈爱华：《科学与人文的契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