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悠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24日03版

　　11月14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的新书《大趋同：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11月15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鲍德温介绍了该书主体内容以及他对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等问题的看法。

重划知识的国际边界

　　鲍德温提出，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切入点是产品流动、思想（知识和技能）流动、人员流动的成本，这三项成本制约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捆绑”程度，鲍德温称其为“三个串联约束”。例如，当水路运输方式是借助风力行船、陆路运输方式是依靠畜力拉车时，远距离商品运输基本不会带来利润；由于人被“绑定”在固定地理区域，生产与消费也被“绑定”在一起。随着科技进步，现代化交通和通信工具降低了实物远程运输成本，消减了思想和人员流通的障碍。在此意义上，全球化可看作生产与消费逐渐“解绑”的过程。全球化进程中有过两次“解绑”飞跃：第一次在19世纪早期，开启了“旧全球化”或称“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时代；第二次在20世纪晚期，开启了“新全球化”或称“大趋同”时代。

　　参照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凯文·欧洛克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的研究，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始于1820年左右，工业革命的标志——蒸汽动力的改良使产品流动成本大幅下降，更多人能够消费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这是生产与消费的第一次“解绑”。然而，尽管消费市场扩大了，工业仍聚集于现今所称的发达国家并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而由于那时思想和人员的流动成本依然很高，这些创新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走出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延续的产业集聚、创新和经济增长螺旋，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迟于、慢于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延续至今的南北经济鸿沟。

　　1990年左右，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思想流动成本大大降低，催生了以离岸外包为特征的第二次“解绑”——通信手段显著改善使远距离协调复杂活动成为可能，源于第一次“解绑”的南北工资差距，意味着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迁至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企业利润。不过，跨国企业不只是将生产线移至海外。为确保离岸外包部分能与留在本土部分无缝衔接，这些企业将市场营销和管理模式、专门技术一并带到了低收入国家，引发了大规模“从北向南”的知识和技能流动。因此，这次“解绑”又被称为“全球价值链革命”，它重划了知识的国际边界，工业竞争力越来越多地由国际性生产网络而不是国界划定，这也是新、旧全球化之间的最大差别。

全球化红利分配发生转变

　　“旧全球化”被称为“大分流”，是因为它造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力量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南北发展明显不平衡。“新全球化”被称为“大趋同”，是因为过去20多年里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利减少，一部分全球化红利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鲍德温依据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计算，16世纪至全球化前，最富裕的7个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在全球收入总额中所占比例从不到15%升至略超20%；1820—1990年，这一比例升至近70%；1990—2014年，回落至不足45%，约为20世纪上半叶的水平。与全球化红利分配转变并行的是发达国家制造业衰落。根据联合国统计局数据，1970—1990年，七国集团（G7）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总量中占比从70%以上降至65%，到2010年进一步降至47%。1990—2010年，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制造业GDP在全球总量中占比从近8%升至近28%。1970—2010年，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GDP占比大致保持在28%左右。这些趋势说明1990年前后，全球化性质发生剧变，一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受益于“新全球化”。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是普遍的，但为何全球化红利流向有限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在鲍德温看来，人员流动成本，如跨国差旅费用、时间成本等较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跨国企业倾向于将离岸外包集中在少数距离总部较近的地区。

　　不过，尽管“新全球化”对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6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但“大趋同”是一个更广泛的现象。这6个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其国民收入快速增加创造了对原材料的庞大需求，进而带动了许多未参与“全球价值链革命”的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

　　第三次“解绑”或将到来

　　鲍德温认为，遵循“三个串联约束”分析思路，如果未来人员流动成本大幅降低，那么将迎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其实现的技术基础有两个：一是遥现（telepresence），如视频会议；二是远程机器人控制（telerobotics）。尽管二者现在均存在，但成本很高、灵活性低。也就是说，下一次全球化或将是劳动服务与劳动者的物理人身“解绑”，可能催生“虚拟离岸外包”和“虚拟移民”，加深工作极化趋势，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基于以上分析，鲍德温提出，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驱动全球化实质在1990年前后发生变化，其核心不再是贸易流动，而是知识和技能流动。这一转变削弱了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垄断，为跨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也导致发达国家就业机会外流、一些地区经济脆弱，进而产生反全球化情绪。“新全球化”的影响更突然、更难以预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凝聚力都构成挑战。

　　（本报华盛顿11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