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9月26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明海英）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对我国城乡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单靠政府部门的力量已经难以适应社区建设的新任务，迫切需要各类社会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为此，围绕社区文化发展、社区管理建设及其理论研究，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学者。
顺应群众需要 培育特色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的服务对象和参与主体都是社区居民，因而，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关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文军表示，社区文化应该根据社区居民自身的需要来设置相应的内容和形式，要充分考虑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结构、文化层次等群体的不同需求。例如，可以针对老年人开展诸如太极拳表演、秧歌大赛、戏剧表演等活动；针对青少年开展诸如轮滑比赛、手工艺制作等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区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煜认为，基层社区组织应当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利用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力量，组织制度化的社区文化活动，进而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文化传统。
关于培育特色社区文化，文军建议应与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日前，作为评估专家组组长之一，参加了“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期评估工作的文军说，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已经走过了依靠大量资金投入的阶段，中西部地区的社区建设，利用后发优势更加凸显文化的特色。例如，在陕西，有社区结合居民的秦腔爱好和特长，组建相应的文化团体，将其发展为特色的社区文化。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开松说，发展社区文化，要培育各种类型的社区组织，抓好领军人物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要充分发挥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作用，整合各组织资源；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作用；要分层分类，从居民需求出发开展活动。他认为，社区文化构建的核心是通过特定的社区实践活动，培育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关键是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通过参与增进了解；基础是通过各级组织为民办实事，解决民生问题。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还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文军说，不能忽视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现在，社区战略转型尚在起步阶段，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制度激励、专业文化人员指导、活动组织、政策奖励等方面。宋煜也认为，各级政府要通过与市场、社会和个人的多方协作，立足需求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出台政策，建立良性循环的体制与机制，支持跨社区的文化交流，支持社会组织和居民自发的文化活动。
社区自治 关键要激发群众参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发展的过程。在社区建设过程中，随着愈来愈多的公共事务下沉到社区，社区问题也愈来愈突出。
目前的社区管理中，街道办事处将大量的工作交给了社区，直接导致居民委员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文军认为，“居民委员会承担了太多的街道办事处安排的行政事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同时，由于管理层次比较多，人、财、物很难下沉到社区。吴开松认为，这增加了社区工作开展的难度，使社区自治有心无力。因而，有学者认为，当前亟需把居民委员会还原到法律规定的地位上去。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东说，解决社区参与问题的突破口是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让居民委员会回归本位。
增强社区自治，涉及社区综合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陈伟东认为，从近期来看，理顺政社关系，必须实行行政事务进社区的“准入制”，实行社区事务分类管理。从长远来看，应该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文军建议打造“议行分设”的组织机构。通过“议”和“行”分开，分解居民委员会承担的复杂职能，还原法律规定的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
吴开松认为，在目前基本实现政社分开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区自治。因此，他建议，不妨逐渐取消街道办事处。目前，围绕如何优化管理结构，强化社区功能，怎样把管理中心下移到社区，使社区管理到人、到物、到事、到位，各地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例如，2010年7月底，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撤销原有的6个街道办事处，整合形成18个大社区。
多位学者认为，增强社区自治，既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也需要“自下而上”地促进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文军对记者说，现在社区自治中最大的问题是参与率低。他认为，最关键的是，在制度上要保证和激发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在社区自治中真实地发挥作用，把社区真正当作自己的家来共同管理。吴开松也认为，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广大社区成员自治意识的提高和参与的积极性。因而，他表示，必须坚持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党和政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优势，广泛调动社区成员积极自治。
立足实践 建立中国特色社区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开始分化并逐渐回归于社会及社区。吴开松表示，社会成员由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社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价值、功能等日渐凸现出来，社区发展的课题也愈益受到各界重视。
目前，关于社区管理研究，宋煜认为，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典型个案研究两个方面。他说，理论研究的热点主要在社区管理的模式、国家对社区建设的渗透能力等方面。吴开松表示，当前社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自治，居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的关系、职责；社区公共服务，如，养老、卫生健康、文化等；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社区民主政治；国外经验的介绍等领域。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为推动该工作，民政部于1998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探索。自2000 年以来，城市社区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广泛推进。如今，已经建成了由60多万个城乡社区组成的庞大社区体系。陈伟东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行政工作来推进社区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区建设应该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转向以社会工作来推进社区建设。文军指出，当前，怎样把街居制的体制改革为社区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务层面都值得深入探讨。另外，作为相对微观层面的社区管理，怎么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当前应该思考的重点。
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徐勇认为，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当前社区建设中最突出、最紧要的问题是实践先行, 而理论创新相对滞后。他说，虽然社区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 但是与我国当前社区建设加速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宋煜表示，学术界应当更加关注地方社区的实践，以典型案例为重点，加强调查研究；按照“学术研究+社会行动”的方式介入社区建设，使社区理论从实践中来又服务于社区发展实践。
结合当前社区实践蓬蓬发展的态势，吴开松认为，社区将来有望建成国家责任的分担者，民主政治的先行者，社会公共服务的集中提供者。他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责任越来越重，单靠政府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社区和社区非政府组织应该相应地承担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填补政府职能转变后留下的空白。
关于社区理论未来研究的着重点，宋煜认为，应该从传统社区概念出发，关注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服务规范和社区管理模式等研究。结合中国社区发展的特殊性，建立适合国情的社区建设和组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