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记者 王建新 刘志强 《人民日报》2013年9月23日 14版
核心阅读：说起社区工作,往往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繁琐的行政事务大量消耗社区工作者的时间精力,最根本的服务群众职能反而得不到有效发挥,社区居委会俨然变成了最基层的“小政府”。
今年初,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针对社区减负做出探索,将分散在13个社区的大部分行政事务上收至街道,让社区居委会回归服务群众、引导自治的本位。
工作为何越做越“宅”?
行政事务压下来,没工夫走家串户
去年7月,李菡进入重庆南坪街道后堡社区,负责低保、医保、团委、科普等工作。一次,三个部门同时要报表,时间紧迫,小姑娘只能加班赶制。压力大,不到半年,急哭了三四次。“天天得在办公室‘宅’着,上厕所的工夫外面就排满了办事的人。一件事没做完,另一件又来了,干不完的事。”李菡很无奈。
社区工作者“压力山大”,直接原因在于繁琐的行政事务。去年,南坪街道对社区办理或委托办理的行政事务进行了摸底,共达8大类、142小项,涵盖低保、社保、医保、民政、科普、计划生育、经济普查、城市管理等各个方面,而社区人手极其有限,这导致一些工作的完成质量打折。东路社区党委书记魏丽每月最头疼的事情,是去50多家企业和门面收集月度经济统计表,“内容涉及成本、收入、利润等,对方不愿填,我们只能好说歹说。填上去的数据,还不一定准确。”
个别部门作风不实,也给社区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社区红章成了“万能章”便是一例。后堡社区党委书记邵晓南告诉记者,“居民拿出户口簿、结婚证就可以证明的事,许多办事机构非让我们再出具一个社区盖章证明,有点‘多此一举’。”“日常事务多、会议活动多、调查报表多、检查评比多……长期下来,行政工作成了社区主业,居委会也逐步从居民自治组织演化成‘小政府’。”南坪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智总结道。
邵晓南还记得15年前刚到居委会工作时的场景:工作人员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大妈,主要事务就是安全宣传、计划生育两大块,不坐班、没建台账、也没办公场所。“后来,随着国企改制,许多原来由国企承担的事务转移到社会,政府开始通过财政拨款支持社区建设,社区工作人员也走向专职化。”重庆市社科院城市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彭劲松表示,这导致许多职能部门“理所当然”地要求工作下沉,而没考虑到基层已有的负担。
“你们就会天天盯着电脑看,不晓得出去解决问题!”群众刺耳的批评,始终被邵晓南记在心里。可他们也有苦衷,“要是老出去走家串户,上面下达的任务怎么完成?”
行政担子怎么卸?
街道上收八成行政事务,人员实现优化配置
变化的发生,始自今年1月。随着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成立,之前分散在13个社区的大部分行政事务,被上收至街道。目前已上收低保、党群、计划生育、民政、就业、养老、医保等八大类、60多项行政事务,占社区原行政事务工作量的八成左右。社区减负后,可以集中精力服务群众、引导自治。
从文件、会议、报表中解脱出来后,有了大把时间走家串户。“现在,每天能走访十几户居民,静下心来了解大家诉求,解决些问题。”李菡说,“工作更有成就感,跟群众感情也更近了。”
通过改革,社区的行政负担明显减轻。以低保事务为例:以前,低保户的申请、入户调查、听证评议、张榜公示以及资金发放等环节都在社区;而将低保收归中心办理后,社区只负责配合中心进行入户调查和召开听证评议会。社区的角色,从行政事务的主角,变回了“配合”“协助”的配角。
一些事务也因为调整而更便于开展。“现在由街道负责收集企业的月度经济报表。他们毕竟是一级行政机关,企业配合起来态度更好。”魏丽说。
此次调整,还涉及基层工作力量的优化配置。以前,13个社区中,每个社区都有4—5人分别担任低保员、医保员、计生员、就业保障员等;中心成立后,从每个社区抽调1名工作人员,充实到原来的街道社保所中。算下来,现在13个人,统一承担原来50多人的工作量。原来珊瑚村社区的低保员陈瑜,被抽调到中心工作,统一负责4个社区的低保事务,“工作更专一,效率更高。”
由于改革,居民办事省去不少在街道和社区间的奔波,平均简化了1—3个环节;同样因为改革,部分居民感到不便:一些过去在家门口就能办的事,现在还得专门去趟街道。对此,南坪街道之前已有考虑:辖区地域狭小,仅4.2平方公里,且居民相对集中,较远的群众步行到中心,最多也就15分钟。如若群众时间不便,也没关系——每个社区确定了一名代办员,中心还配置了传真机、交通车和1名资料分送员,中心和社区的资料可以快捷互通。
刚起步的改革,已有一些成效,但邵晓南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上面要个表,还是得慢慢收集。”对此,彭劲松建议,社区减负,不仅需要街道一级发挥对行政事务的“拦截过滤”作用,还可以采取准入制,限制有关部门将事务向社区分摊。
工作重心往哪转?
走家串户调解纠纷,帮助居民实现自治
减负之后,社区角色开始向本位回归。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居民自治怎么开展,服务群众如何做实?对新起点上的社区居委会来说,不少问题需要摸索。
走近群众,把握社情民意是摸索的第一步。今年,南坪街道要求全部社区工作者行动起来,利用一年时间,走家串户全覆盖。如今,走访进度已达六成。
去年7月起,南坪街道开始推广网格化管理模式,但直到今年减负后,网格才真正发挥作用。在东路社区,一块公示牌上,清晰标注着社区5个网格的负责人,其中网格长由社区工作者担任,同时配有警员、城市管理员、综治调解员等。曹纪友,东路社区第四网格调解员,见证了“80后”网格长郑敏今年来的变化:“一户居民,对楼上卫生间常年漏水的住户十分不满,赌气索要8万元赔偿。搁以前,郑敏可没时间管;但现在,她跟我一块,多次上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楼下居民的气被磨消了,只收几百元了事,一件纠纷就此化解。
除通过新建文化中心、养老托老中心、便民基地等措施强化服务外,社区工作者还得忙着引导组织居民自治。
3月,东路社区31号楼的清洁工因收不上来清洁费提出辞职。“有些居民立马找来,让我们定个方案,解决问题。”在魏丽看来,这是居民的惯性思维,也是社区工作者的固有方式,“之前没精力,总想替大家决策,发个通知完事。”这一次,魏丽尝试改变:她把居民代表与清洁工组织到一起,召开议事会集思广益。最后选出一名口碑不错、有威望的老居民,帮忙代收费,清洁工最终留下了。
居民自我参与、自我讨论、自我决定的成功,渐趋强化着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起初,来开会的寥寥无几,之后,参与者越来越多。”东路社区群众钟英说,社区有很多退休职工,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很高,但到底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自我管理,需要社区工作者带头,试出一条路子来。
社区停车难,居民召开院坝会,一同选址清理出停车位;老旧小区没物业,每家每户出点钱,共同聘请清洁工、保安,开展自治式物管;最近,东路社区又成立了互助会,每个小区和散居楼栋建立起互助小组,七八十名群众参与其中,还自发捐款建起互助基金……大半年过去,南坪街道的居民自治越来越“上道”。
“政府机关的职能在转,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也要转。”李智表示,减负之后,社区工作重心将转向居民自治、居民服务、党建群团、志愿者组织、安全、文体活动等方面,考核侧重点也将从工作量转向群众满意度,“转型之路并不轻松,但我们必须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