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19日第441期 作者：陈朋
【核心提示】社会管理需要告别硬权力及其刚性管理模式，转向涵盖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柔性管理，以此实现建构秩序的终极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一定的权力要素。社会管理一般会借用两种权力：一种是硬权力，另一种则是软权力。
何谓软权力
软权力最早由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提出。在他看来，硬权力通常是指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相联系的硬性命令式权力，它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强迫他人做本不愿做的事。而软权力则与同化联系在一起，它是与诸如文化、规则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它依赖于吸引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让他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和自愿接受想要的东西。软权力可依靠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依靠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设置议程的能力。
软权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塑造共识和生产规范的功能，它具有三大特性：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发挥作用——不以强制、惩罚、威慑为支撑，而强调吸引、合作、互动、协商、信任的潜在作用；具有极大的非垄断性和扩散性——不占用物理空间，不苛求高科技，且一旦建构便可发挥长效作用；影响无形而深刻——无形的同化、现实的利益引导和情感沟通协商，巧妙地实现管理目标，使对象心服口服。
从理论渊源看，社会契约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协同政府理论分别从秩序构建、政府权力来源、民主政治发展趋势和公共事务管理新导向等层面，为开发社会管理中的软权力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管理中软权力作用凸显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社会管理是基于谋求社会权利保障的目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其中并努力发挥自治或调控的有效作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进而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管理需要告别硬权力及其刚性管理模式，转向涵盖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柔性管理，以此实现建构秩序的终极目标。
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尚未树立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理念，管控和命令型的工作思路和运作模式依然存在。这种权力运用方式尽管可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遗留的后患不少，首要的就是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更重要的是，伴随硬权力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日益增长，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管理绩效在不断消弭。
当硬权力不断滋生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管理绩效的时候，如何开发运用软权力便成为人们思考应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点。比如，政府正逐渐迈出寻求与社会合作互动的步伐，在公共服务、公共决策等层面鼓励公众参与、注重说服引导、强调协商合作、接受社会监督，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努力构建公信力，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正当性。尤其是在网络信息传媒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注重权力的分散和转移，增加决策信息透明度、提升政府公信力。
软权力与社会管理新模式
积极开发软权力，构建社会管理新模式具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构建协商合作型社会管理体制。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过度依赖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公众、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导致了重管制轻服务、重结果轻过程、重静态轻动态的局面。协商合作型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强调的是协商合作，而不是单向度的调控和干预。其基础是共同参与、共同安排和共同主事。它不仅可以推动公众提高自我服务和自治的能力，还可以从中塑造“伙伴文化”，实现公众与政府的和谐运转，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浙江温岭、江苏太仓等地的实践表明，这种协商合作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调动多元主体积极性，节约、减少社会管理成本，而且有助于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运行，培育基层社会管理所需的公民精神。
积极提升社会信任。在社会管理的诸多条件中，治理主体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是关键性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一种富有弹性与活力的网络结构，使治理主体发自内心地信任治理体系，自觉遵守社会管理的运作规范。对社会管理来说，社会信任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惠或合作，从而强化人们的社会认同。以信任和交往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系是一种“生产力”，能够将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排除阻力。国外不少成功经验已表明，通过合作互动可以有效地增进社会情谊，凝聚社会合作精神，形成有效治理。因而，要通过提升社会信任、构筑交往渠道等方略提升管理的绩效和水平。其一，积极构建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规范，提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心；其二，完善公共关系网络，使其产生积极的公共参与，推动共同体成员进行横向社会组合。
鼓励理性的公共参与。社会管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公共参与不同于政治参与，它的范畴更加广泛，平台更加广阔，因而空间更加宽广。只要事关公共利益，都可以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予以协调解决。公共参与能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参与者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参与效能感，进而构筑社会成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互信。对于当下的社会管理，社会组织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应该鼓励参与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拓展空间，让公众理性地参与到更多领域；畅通渠道，构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和谐并进的广阔渠道；培育良好的参与氛围，让参与者在轻松、常态化的环境中自觉参与。在公共参与的策略上，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社会管理不能追求竞争的方略，而要寻找平稳、和谐的协商模式。协商模式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渊源，协商议事会、社区居民共商会等都是通过协商来实现社会管理良性化的有益探索。事实证明，协商模式能够培养出有效社会管理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妥协和节制等，能够促进成员形成集体责任感，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作用的合理发挥。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