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3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33期 作者：黄建洪
【核心提示】在快速持续的转型期，后发中国的社会管理始终面临着平衡自由与秩序这一结构性挑战。既需要深切理解社会管理之于国家深度建构的基础地位，更需要充分体认社会主体性价值的重要性。其中，清醒地识别中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阶段、改革性质、理论基础、组织状况以及政府、社会能力建设方向，至关重要。
在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转型期，以国家战略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亟须对西方社会管理的思想观念与理论知识有所借鉴。但是，对于这样的借鉴研究，理论自觉尤其是理论方法的自觉不可或缺。既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认知态度，更需要对深度根植于中国社会内生规定性的发展需求有真切体认。否则，便会陷入“西方中心”视野下的“他者”排斥抑或“东方主义”的“异邦”想象之中，或是因拒斥态度和盲目自证而导致视野屏蔽与固步自封。
理论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理论是对特定实践进行概括与再塑造而形成的思维影像，西方社会管理思想也不例外。首先，它根植于西方社会土壤之中。肇端于西方传统社会、发展于现代社会、行进于后现代社会的这一知识系统，无论是其问题意识、理论范式还是其论证方法，都表现出其理论的现实回应性。譬如，近代以降，解释范式、科学范式和批判范式三大经典范式均致力于回应工业革命爆发、民族国家兴起以及社会结构巨大变化所引发的挑战，试图通过合理解释社会变迁以寻求工业文明扩张时代的社会重建。其次，其理论主题受到社会实践的深刻形塑。以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为例，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需要对西方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联袂”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予以说明。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存秩序构成深层挑战，集中表现为工业文明的扭曲、进步主义憧憬的支离破碎以及灭绝人性的战争屠戮，利益差异化条件下社会秩序如何可能，便成为核心的理论关注。最后，其理论绩效只有在西方社会生活实践中得到检证。例如，除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变之外，当下正在行进、分化、碰撞与调试中的后现代，既是孕生新理论的富饶温床，更是对种种社会管理理论进行效用检证的试验场。
从经典构造到现代演进及至当代嬗变看，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多阶发展清晰地勾勒出了“现代社会向何处去”以及“好社会如何可能”这一理论主线，其间，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是中心议题，目标直指国家的理性化与公民的文明化。历史地看，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轴相继落实到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心理塑造等领域之中。
还原西方理论的智识面相
回顾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演进逻辑来辨识其知识体系中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目的在于通过属性剥离以还原其智识面相，从而使其回归到应有的理论位置。
一方面，西方理论蕴含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对此不应轻率否定。作为面对促进历史进步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智慧结晶，这一理论体系直面现代化发展这一社会历史命题，主张将民众的公民化训导与国家的理性化规训结合起来，俾使公民的主体性价值得到国家的庇护与尊重。正是通过社会管理，西方世界的文化世俗化、技术组织化以及资本区域化乃至全球化促成了社会财富总量的激增以及民众生活诸领域的显著改善。与此同时，缘于工具理性膨胀与资本逻辑支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共生性问题，诸如人际疏离、贫困失业、贫富分化、技术滥用、犯罪泛起、资源耗竭与生态失衡等，需要进行理论批判与组织化的社会治理。对此，西方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教训，也可供后发国家反思借鉴。
另一方面，基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社会管理理论具有浓厚的“地方性”与“特殊性”特征。毫无疑问，西方理论的核心关注是西方问题，其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正是为了合理解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现代性问题，譬如社会价值离散、信仰危机、文化冲突、资本侵蚀、社群紧张等，西方知识界与实务界一道，努力寻求改进社会政策、调整社会福利、促进公平分配和缓解社会矛盾的可行办法。社会管理理论便是这些社会实践导向问题的历史性思维映射与集结。这一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获得当下所谓“普适性”的强势地位，一则与先发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及其向全球扩散所获得的“先入为主”密不可分，二则与其采用科学化叙事的理论呈现方式紧密相联。该理论对于西方之外的“域外”国家，就自然存在着“脱域”的价值局限性。
坚持历史视野和辩证思维
秉持学术立场对西方社会管理思想进行借鉴研究，需要站稳理论自觉的立场，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从而通过允实的研判和客观的分析，创造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此，尤其需要注意：
其一，理论的历史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它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才在西方出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西方社会管理思想演进的逻辑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生成、展开、调整与局部超越的逻辑。因回应西方近现代发展所累积的种种无序、混乱与紧张，凸显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追求尊重生存、彰显生命价值和良善生活，发展出了种种倡导社会合作与公共治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如忘却理论的历史塑成和特定社会的内生约束，显然不能合理理解和透彻把握西方社会管理理论的“局部性”实践价值。
其二，辩证的思维力。科学辩证的认识论是厘清西方社会管理思想对于中国的适用性的前提。根据唯物辩证法，普遍是特殊的一般依据，特殊是普遍的具体实现。受其文化浸染与实践影响的西方理论家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将东方的普遍性特殊化，由此造成种种理论幻象与思想桎梏。要走出这种困局，就需要从强势理论话语与实践体验氛围中形成的“特殊性普遍化”中剥离出其自有的特殊性，在后发国家场域中从“普遍性被特殊化”的省思中还原出自身的普遍性，以增强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
其三，科学的比较观。从历时性的纵向发展比较看，西方社会管理理论的“整体变迁态势”，即由面向物转向面向人、由结构主义趋向建构主义、由建构性走向反思性以及由民族国家迈向全球化，体现出了人们从关注理性秩序发展到重视生活秩序，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管理从“异己化聚焦”循序转向到“人性化发展”的重大变迁。从共时性的横向实践需求讲，不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社会，其内在的社会结构、观念形态、实践机制以及行为方式等治理因素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全球共时性氛围下的种种内在规定性分殊与发展形态的错落状态，需要研究者有清醒的方位感与认知力。
其四，客观的场域性。西方社会的演进性场域历经了两大深刻转型，始成今日的发展格局。而与此颇为殊异的是，大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挤压性空间、对冲性认知、糅合性结构、依赖与拒斥行为杂陈的实践方位，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市场化与行政化共生、技术化与项目化同行以及区域化与全球化互构等叠加性挑战。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是客观约束与主观选择的合力结果，其社会管理的基本指向具有复合性与超越性特征，即多重转型、多重挑战与多重目标的叠加选择，其复杂性和深刻性远非演进型国家从容现代化发展状态下的社会实践可比拟。
在快速持续的转型期，后发中国的社会管理始终面临着平衡自由与秩序这一结构性挑战。如若缺乏真切的理论自觉意识，便会因为失却了发掘“本土之玉”的自信而致使借鉴“他山之石”的行为成为障目之举，难免陷入“西西弗斯”式徒劳之虞。因此，既需要深切理解社会管理之于国家深度建构的基础地位，更需要充分体认社会主体性价值的重要性。其中，清醒地识别中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阶段、改革性质、理论基础、组织状况以及政府、社会能力建设方向，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梁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