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28期 作者：杨绿/编译
虽然不能将网络欺凌行为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社交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中存在的刻薄、极端、攻击行为。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欺凌”现象也随之产生。2009年以来，美国发生了几起因网络欺凌行为引起青少年自杀的案件，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渐成美国等西方社会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3月12日，美国传播学前沿阵地波音特研究院（Poynter Institute）官网刊载了社交传媒研究领域学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等人对网络欺凌的成因，及媒体应如何报道网络欺凌行为的相关讨论。
网络欺凌与普通校园欺凌不同
网络欺凌泛指人们利用互联网，针对个人或群体的恶意攻击、诽谤、侮辱等行为。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网络欺凌行为导致的后果往往较严重。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詹妮弗·夏普卡（Jennifer Shapka）曾在2012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表示，事实上，95%的青少年言论都出于玩笑目的，仅有5%真正出于伤害目的，但这些言论导致的后果却并非如此简单。可见，青少年往往低估了网络欺凌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
夏普卡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与普通的校园欺凌行为有很大不同。在普通校园欺凌行为中，“欺人者”与“被欺者”有明显的强弱力量对比，且校园欺凌行为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网络欺凌行为并不存在这两个特点，在网络欺凌行为中，青少年可以担任多重角色，他们可能既是“欺人者”也是“被欺者”，且也很少有计划性的针对目标。
媒体常将网络欺凌成因简单化
学者认为，公众舆论特别是媒体报道，常忽略网络欺凌行为中存在的诸多复杂性。博伊德表示，人不能用“好”与“坏”来简单地划分。被媒体塑造成“恶人”的青少年，极易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这无益于青少年的心理成长。美国《石板》（Slate）杂志高级编辑艾米丽·贝兹伦（Emily Bazelon）曾表示，在探究网络欺凌行为的成因时，“非黑即白”的叙述不能帮助人们找到答案，深入地挖掘正反两方面的故事才是追根溯源的最佳手段。
《纽约时报》评论人比尔·凯勒（Bill Keller）认为，媒体报道习惯于将故事角色塑造成“正”、“反”两种，“受害者”和“恶人”常被人们习惯性地过度使用。博伊德也表示，媒体在报道类似新闻时一直试图用耸人听闻的字眼吸引人们眼球，并以此产生经济价值。尤其在近几年媒体报道各种网络欺凌行为时，常将网络描述成害人的“魔鬼”，总是提醒人们网络或社交媒体的危害。凯勒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说，当媒体提到此类事件时总是将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单化，或直接将过错归咎于数字时代的弊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数字时代带来的，而是我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时所产生的固有的行为弊端。
贝兹伦在提到网络欺凌引起的自杀事件时总结称，大众习惯于找出悲剧事件的原因，但当我们急于解释事件时，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事实上，网络欺凌行为尤其是引起自杀事件的，其成因通常比较复杂，呈现事件中的复杂因素是媒体报道和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互联网助长刻薄行为
不过，凯勒也表示，虽然不能将网络欺凌行为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社交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中存在的刻薄、极端、攻击行为。使用社交网络的人通常只与和自己想法或意见差不多的人交往。因此，固有成见、偏见将在网络中得以加深。
博伊德认为，对网络欺凌成因的解答，关键在于理解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互动行为，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问题。例如，如何帮助青少年应对网络欺凌行为；“隐私”与“公共”等词对当今青少年来说有怎样的意义；“隐私”与“公共”在不同社交媒体中有怎样的变化等。博伊德解释称，“隐私”并不是“公共”的对立面。她建议，社交网站设置专门的信息提醒系统，提醒青少年注意自己分享信息的对象是谁，这可能会对遏制网络欺凌行为有所帮助。（杨绿/编译）
责任编辑：张晶